鄙视名誉的齐奥朗，死后还是无法阻止自己出名。这位罗马尼亚人，一生都与孤独为伍。他的思想深邃超前，他曾经这样说过：历史上伟大的时代是那些"开明专制的"时代(十八世纪)。过度的自由以及过度的恐怖都无法让精神繁荣。精神需要一个可以忍耐的枷锁。 一个优秀的时代是一个反讽不会将你投入监狱的时代。

是啊，开明这个词语好像充满阳光，民主这个东西好像全是优点，可是，从齐奥孔的观点里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世上没有完善无暇的东西，开明与民主是无法抑制人类之恶的，开明与专制就像是天平的两极，我们只能在中间找到制衡点。我们痛恨专制的非人道，我们也要知道人性中也不全是美好的东西。一味地开明民主，有可能将会释放出“潘多拉盒子”里的魔鬼。开明看上去很美，但是却很脆弱，死的样子比专制还要难看。

一个国家，一个社会，需要一种强势力量，需要一个主流声音，它将成为国家的灵魂，社会的核心，如果我们不幸丧失了这个轴心，当我们完全推倒“专制”的统治时，我们的心灵将向何方？有一种信仰总是比没有信仰要好，开明总是要有专制在制约，这样我们就不难对当前这个正在逐步从专制走出的社会心存好感，毕竟它在进步，我们能有这样一艘航船已是万幸。

说到这些，是因为网上众多对杨佳袭警的评论。我不认为警察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，我也不认为杨佳值得同情。1999年我孤身一人去南京购买电脑，因为没有带身份证而无法在珠江路附近住宿，于是就打算在街上逛一夜，到第二天再买。到夜里一时的时候，两位便衣接近了我，先是出示证件，再请我出示身份证，然后对我说，由于我不能证明自己身份，他们要对我搜身，当发现我身上居然还有数千元的款子时，立刻就把我带进了珠江路派出所。那个毛主席题写的“人民公安”的字样从那刻起就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在“坦白从宽”的黑体字面前，他们反复考证，证实了我的身份之后，把我塞进一辆的士，要我去最近一个亲戚家去住。我在中途下了车，因为已经是凌晨四五时了，我昨晚尚且不愿去麻烦，今天就更不需要。这段经历之初，他们对我当然不够友好，也许认为自己抓住一个盗窃犯呢也未为可知。但是难道这样，我就会对他们怀恨在心？我那时不过二十多岁，但我也知道这是他们的职责，他们是在保护大多数平民的利益，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也会这样做的。而再来看杨佳，不过是一辆自行车的问题，有必要在大街上与警察大吵大闹，弄得自己下不来台吗？上海闸北警方并非不讲人性，他们还给杨佳做了道歉，但杨佳居然要求撤那位警察的职，这也太过分了。据说为了社会稳定大局，两会期间，上海警方还亲自去了杨佳在北京的家做工作，但这依然没有令杨佳怨气消解，反而做出如此震惊世界的举动。所以，我认为，对杨佳这样的人，不是开明不够，而是专制不够。警察在此事件中已经把身架放低到一定地步，但他仍然没有一丝感动敬畏之心，对这样一个不讲人性的人讲民主，讲自由，那简直就是一种纵容。

所谓的专制，让高尔基昧着良心，把索洛维茨岛上的小男孩送上了绝路。所谓的民主，把前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。所以，此时再来看齐奥孔的“开明专制”的观点，你怎么不会相信他的睿智与独到？

埃米尔·米歇尔·齐奥朗（Emile Michel Cioran）生于1911年，卒于1995年。